至此，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

有两个特殊原因使监察委不便以监督其他机关一样的方式监督法院：其一，法院是法治体制上唯一强调职权独立行使的机关，监察委不可像对其他国家机构那样向法院派驻监察官，或随时参与法院审判以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因为那样违反司法独立原则，并可能加剧司法不公。这样一个国家监察机构，其职责既已扩大或升华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处置，其权力既已包括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和公诉机关）的权力，那就当然不再是党纪政纪执行机构，而是监察执法机构乃至准司法机构了。

其二，法院职权行使的最关键环节是庭审（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确定要进行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对这一环节的监督最为关键。这次改革，超越了纪检监察过去多年保持的在违纪（党纪、政纪）调查处理界限内之行使权力的名义边界，也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考虑。在此前党纪监督、行政监察、法律监督全部相关规范和经验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新的《国家监察法》，以升华和取代过去的《行政监察法》。删除《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二项）和《检察官法》（第六条第三项）关于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规定。［5］御史风宪官们的监督权，包括言谏权、纠正权、调查权、审理权、弹劾权、处置权，几乎包括今天的纪检委、监察部门、检察院、审计署的全部权力。

也就是说，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的人大常委会，其权力小于全国人大。在这次改革构思中，它自身单成一个系列，即监察系列。2. 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 在现代国家复杂的和多层级的财政划分的实践样态中，中央政府着眼一国宏观的社会福利供给，地方层面的各级政府，更加注重所辖区域内的居民社会福利的供给。

[[30]] 参见前注 19，第231页。Taxes are what we pay for civilized society, including the chance to insure. A penalty. on the other hand. is intended altogether to prevent the thing punished. See Compania General De Tabacos De Filipinas v. Collector of Internal Revenue, 275 U.S. 87, 100, dissenting; opinion (21 November 1927). [[15]] 在地区间财政关系方面，财政法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财政均衡。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包括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上解的收入数额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返还或者给予补助的数额。文章第五部分分析中国分税制改革中的具体制度以及该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其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是指1999年财政部颁布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74]]，目的在于实现地区收支的均衡，但是该办法已经由财政部在2003年通过《财政部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第八批)的决定》[[75]]废止。德国法学大儒拉德布鲁赫曾经说过，事物本质是生活关系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在实然中现实化了的应然，在现实中所显现的价值。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这个问题的症结表现在宏观府际关系和微观的事权划分两个方面，就宏观府际关系而言，国家财政在的分配问题实际上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模式密切相关，落实我国宪法关于央地关系的宪法规范，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是其解决之道。其流弊在于地方财政活力的萎靡、地方依附于中央财政，长此以来，在财政所支持的官僚体系中，一方面，恩宠政治势必流行。参见周刚志：《财政分权的宪政原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8页。

联邦国一般都很好地处理了税收权力背后的国家整体与国家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单一制国家也同样需要处理这些问题。英国财政学家希克士（Ursula K. Hicks）早在1951年就根据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将财政划分的模式分为了三种：联邦国模式、单一国模式和折中型模式[[51]] 纵观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在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情况，也可以将财政分权的模式总结为以下三种：中央本位的集权模式（Centralization）、地方本位的分权模式(Decentralization)和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折中模式。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财政国家，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以法律秩序里中央规范与地方规范的多少与轻重的相对比例而定。例如Seabright教授在1996年指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经济信息上具有某种不对称性，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地方的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及这些部门中的官员事实上掌握中央政府没有掌握的独特信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则是建立在不等量的信息基础至上的，地方政府的决策会更加接近管辖区内的实际。

地方自治团体在特定事务之执行上，即可与中央分权，并与中央在一定事务之执行上成为相互合作之实体。[[11]] 就实然情况而言，近年来，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虽然增长，但地方债务危机却使得地方财政日趋面临窘迫的境地，且地方财政资源的配置不均现象愈演愈烈。

[[53]]但是在地方自治受到宪法高度保障与实施的单一制国家，地方的财政自主性非常高（例如日本），故很难得出一个简单划一的结论认为单一制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就是中央本位的集权模式。由此趋势也可以看到，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资源紧缩的趋势将不会从税源上得到缓解。

[[79]] 刘剑文：《收入分配改革与财税法制创新》，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参见周刚志：《部门宪法释义学刍议》，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这些具体的标准如下：（1）依利益所及的范围。这个问题不论在单一制国家如法国、英国、日本、中国还是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士、巴西都会存在。如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是国家税务局代征，收人大部分划归地方，国家税务局征税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基于财政划分在宪法上的功能—结构设计和中国分税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我国应该在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的基础上渐进性地保障地方的财政自主和财源充足，这样将有利于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法治化的进程，从而使得现行财税体制符合财政宪法所昭示的价值追求。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大体相当于本文所说的补助金。盖权限分明，中央与地方始能各举其职也。

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事权的划分是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事权划分改革的难度大于税款分配的难度。[55] 刘剑文：《财税法——原理、案例与材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既有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的，又有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的。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凡事务性质上需要整齐划一、全国一致的，如度量衡，归中央办理。这样一来，地方的财源又会减少一部分。目前，《屠宰税暂行条例》已被废止，筵席税在大多数地区已停征，因此，有关地方政府在这两个税种上的立法权已经失去意义。4. 其他规范性文件 1993年颁布并于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立了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体制，这被很多学者广泛认为是财政分权方面最为重要的法律渊源。

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6]]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国家财政体制的关注和研究逐步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盖这种学术共识一方面来自财税法学界对财政结构的宪法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同时另一方面我国法学界也逐步意识到财政划分制度对于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性。

[[31]] 所谓部门宪法，乃是与传统国家宪法而言，其具体形态有如经济宪法、劳动宪法、社会宪法、教育宪法、文化宪法、宗教宪法、环境宪法、科技宪法等等。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续编》（十三），第679、684页。

（一）就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结构方面的结论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结构首先是指一定规模的财政资源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按照量能课税、税捐法定、稽征经济为原则进行分配的问题，其次是财政资源在中央与地方分配比重的问题，最后是财政资源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均衡分配的问题。[[9]] 不实行均权制，中央之集权必有地方之滥权。

[[54]] [英]Ursula K. 希克士：《英国地方税》，倪成彬译，台湾地区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部编印1972年版，第25、26页。以全国为实施范围的属于中央事务，如铁路、国道、航空等。参见G. Radbruch, Die Natur der Sache als juristische Denkform, in Festschrift zur Ehren von Rudolf laun, Hamburg, 1948, S. 81, 88. 转引自李忠夏：作为社会整合的宪法解释——以宪法变迁为切入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46]] BVerfGE 78, 249, 266 f; BVerfGE 82, 159, 178; BVerfGE 93, 319, 342; BVerfGE 101, 141, 147. [[47]] BVerfGE 32, 333, 338; BVerfGE 39, 96, 108; BVerfGE 55, 274, BVerfGE 55, 274, 300. [[48]] 欧洲理事会于1985年通过的《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和国际地方当局联合会于1985年通过、1993年再次通过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都肯认了地方自治作为一种基本共识的制度安排。

[[41]] 更进一步而言，考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划分，不能仅仅从静态的府际关系的僵化的教条和原理出发，而更应该以政府行为的实际状况作为理论的基础。基于此，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一个有效的财政分权体制应该实现地方政府和地方居民利益之间的激励相容。

[[70]] 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款分配可以由下面两幅图表（表2和表3）清楚地展示出来： 表2.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71]] 表3. 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划分[[72]] 2. 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例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是基于各级政府收入能力与支出需求不一致的状况, 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目标而实行的一种财政收支平衡制度。财政支出分权的比例越高，意味着中央政府会将绝大部分的中央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自主支配。

[[73]] 具体地说，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是中央政府财政资金对省的转移支付，同时也包括省级财政资金对市、县的二级转移支付，以及中央政府财政资金直接对地、市进行的转移支付。以英美法系为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Japan Line, Ltd. V. County of Los Angeles案[[44]]中将宪法的商业条款（the Commerce Clause of the Constitution）解释为，州仅能在所征之税满足下列条件时征收：该税（1）适用于与该州有实质联系的活动，（2）公平分配，（3）对州际贸易不歧视对待，（4）与该州提供的服务有公平联系。